明嘉靖版《四川总志》八十卷 刘大谟修 杨慎 杨名 王元正纂PDF电子版地方志下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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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地方志,明嘉靖版《四川总志》八十卷。明刘大谟等修,杨慎、杨名、王元正等纂,周复俊、崔廷槐重编PDF高清电子版影印本下载。

刘大谟,字远夫,河南仪封(今兰考县)人,正德三年(1508)进士,嘉靖十九年(1540)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,秉心诚明,勤于政事,颇有政声。嘉靖二十年(1541),都御使刘大谟叹正德《四川总志》“草草成书”,于是请杨慎、杨名、王元正三人编撰省志。杨慎,字用修,号升庵,四川新都人。正德六年(1511)殿试第一,授翰林院编修,是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。明世宗时因议大礼案,贬戍云南。其记诵之博,著述之富,为明代第一。而刘大谟也正是乘杨慎从云南回新都之际,请其参与编撰的。杨名,字实卿,四川遂宁人。嘉靖八年(1529)殿试一甲第三名(即探花),授翰林院编修。明世宗时因直言进谏,遭贬。居家二十余年,侍亲至孝。颇有文采,为时人推重。其参与省志之编,正是遭贬居家之时。王元正,字舜卿,号玉垒,陕西人。正德六年(1511)进士,授翰林检讨。明世宗时亦因议大礼案,谪戍四川茂州卫。王元正在茂州讲学二十余年,多有成就。其参与编省志,亦是谪戍四川茂州之时。

杨慎、杨名、王元正都是进士出身。其中,杨慎是状元,杨名是探花。三人都有文采,都在翰林院任职,而更巧的是,三人都是遭贬的人。难怪主修人刘大谟会说:“王氏玉垒、杨氏升庵,杨氏方洲俱以雍益之豪俊,科第之伦魁,良史之名笔。谪戌遐荒,周流万里。”嘉靖《四川总志》于嘉靖二十年(1541)八月开始编撰,十月结束,历时3个月。其中,杨慎负责编《艺文志》,杨名、王元正负责编《帝后纪》、《监守志》、《郡县志》、《名宦志》、《经略志》、《杂志》。杨慎、杨名、王元正三人编成的《四川总志》,据后来崔廷槐《四川总志后序》云“见卷凡百余”,当在一百卷以上。王元正的《全蜀人物志序》(即为《四川总志》做的序)云:“兹乃缮录,成编二十有六卷,立论十有三篇。”即除杨慎编的《艺文志》外,杨名、王元正编了二十六卷。而杨慎《全蜀艺文志序》(即为《四川总志》做的序)云“为卷尚盈七十”,可推知,杨慎编的《艺文志》当在七十四卷以上。
当嘉靖《四川总志》完成后不久,又被重编。刘大谟《重修四川总志序》曰:“事告,其涣而未萃者,仍托周宪副木泾(即周复俊)、崔佥宪楼溪(即崔廷槐)重加编集。”

周复俊,字子吁,号木泾,江苏昆山人。嘉靖十一年(1532)进士,在四川、云南做官多年,与杨慎颇有交往。嘉靖二十年(1541)入川为按察副使。颇好文学。崔廷槐,字公桃,山东平度州人。嘉靖五年(1526)进士,嘉靖间入川做佥事。以文学出名。崔廷槐重编了嘉靖《四川总志》的《经略志》和《郡县志》的一部分,周复俊则重编了包括《艺文志》在内的其他部分。

重编后,嘉靖《四川总志》共八十卷,卷首依次载刘大谟《重修四川总志序》、谢瑜《重修四川总志序》、杨慎《全蜀艺文志序》、王元正《全蜀人物志序》、杨名的建置、山川、赋役志序。卷末依次载谢瑜《重修四川总志后序》、崔廷槐《重修四川总志后序》、周复俊《重修四川总志后序》。其编撰体例为,卷一帝王纪、藩封志、监守志,卷二全蜀名宦志,卷三至五成都府,卷六保宁府,卷七顺庆府,卷八叙州府,卷九重庆府,卷十夔州府、马湖府,卷十一潼川府,卷十二眉州,卷十三嘉定州、泸州、邛州、雅州,卷十四东川军民府、乌蒙军民府、乌撤军民府、镇雄军民府、播州宣慰使司、永宁宣抚司、龙州宣抚司、酉阳宣抚司、石砫宣抚司、邑梅洞长官司,卷十五天全六番招讨使司、黎州安抚司、平茶洞长官司、松播等处军民指挥使、四川行都司、迭溪守御千户所,卷十六经略志、杂志,卷十七至八十艺文志。其中《艺文志》六十四卷,《帝后纪》、《监守志》、《郡县志》、《名宦志》、《经略志》、《杂志》一共十六卷。

嘉靖《四川总志》有着非常大的价值。众所周知,流传至今明代修的四川省志有四部——正德《四川总志》、嘉靖《四川总志》、万历(1581)《四川总志》、万历四十七年(1619)《四川总志》,而嘉靖《四川总志》修得较好,明人陈继儒就曾说:“读天下志,(嘉靖)《四川总志》为第一,其金石鼎彝、秦汉以下之文,网罗几尽,而立例亦古。”清人宪德亦云:“(四川总志),迨前明之世屡经修辑,惟杨慎、王元正辈所纂(即嘉靖《四川总志》)称善。”由此可见,嘉靖《四川总志》在明清所修四川省志中有着较高的地位。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:

第一,在明清两代所修的四川省志中,嘉靖《四川总志》的水平是很高的、很有文采的。在明清两代所有修省志的人员中,修嘉靖《四川总志》的杨慎、杨名、王元正的水平较高,即使是全国范围内,集中状元、探花,全部由进士编修志书的情况也是不多的。而且,嘉靖《四川总志》是经过两次编修的,精心雕琢过的。正是修志人员整体素质高,从根本上决定嘉靖《四川总志》有着较高的质量。所以陈继儒会说“读天下志,(嘉靖)《四川总志》为第一”的话了。

第二,嘉靖《四川总志》对明代后来所修的《四川总志》有着发凡起例的作用。明代后面两次修的省志——万历(1581)《四川总志》、万历四十七年(1619)《四川总志》,基本上是依照嘉靖《四川总志》的体例进行编修。特别是万历四十七年(1619)《四川总志》,其主编者杜应芳,在杨慎的《全蜀艺文志》的基础上,搜辑嘉靖以来的文章及被杨慎漏搜的文章,编成《补续全蜀艺文志》。《补续全蜀艺文志》与《全蜀艺文志》成了今天我们研究巴蜀文化的重要资料。

第三,嘉靖《四川总志》中的《全蜀艺文志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嘉靖《四川总志》中的《艺文志》后来单独刊行,成为一部重要的书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其“包括网罗,极为核洽”,《益部谈资》称其“网罗金石鼎彝,秦汉之文几尽,可谓博矣”。《全蜀艺文志》所收的很多文章是其他书未收的,如书中所收唐代著名文学家李商隐的《重阳亭铭》,不仅李商隐的文集没有收,《文苑英华》也没有收。再如宋代罗泌的《姓氏谱》、元代费著的《古器谱》多已不传,而《全蜀艺文志》中却保留着。而且《全蜀艺文志》具有较高的辑佚价值,如著名学者四川江安人傅增湘的《宋代蜀文辑存》中很多文章就是采自《全蜀艺文志》。另外,《全蜀艺文志》也有很高的校勘价值,因为它所收的文章多是用的嘉靖本或嘉靖以前的版本,有利于校勘家的版本校对。

第四,嘉靖《四川总志》对今天方志研究有着重要作用。嘉靖《四川总志》本身的存在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明代四川的修志情况(特别是嘉靖时期),而且从全国范围看,保留至今的嘉靖年间的省志并不多,所以它对我们了解明代嘉靖年间修省志的情况,对我们进行嘉靖年间各省省志的比较研究和撰修新方志有借鉴作用。

现存最早的嘉靖《四川总志》,是嘉靖二十四年(1545)刊本,这也是仅有的刊本。关于嘉靖《四川总志》的重要研究成果,可进一步参阅旷天全《略谈嘉靖〈四川总志〉》(《巴蜀史志》2005年第4期)。

县志的编纂是对地方政治文化的呈现和展示。通过对地方政治文化的记录和整理,县志展现了一个地方的政治风貌和文化特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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