〔民国〕郑县志
周秉彝等修,刘瑞麟等纂。民国五年(1916)刊本。十八卷,首一卷。目为:天文志、舆地志、建置志、食货志、礼乐志、风俗志、秩官志、自治志、选举志、人物志、列女志、艺文志。本志秩官志名宦一目,理宜列诸人物志,列于秩官之后,亦可,此编列于管城驿,殊非体例。食货志,将丁漕杂税、车马学款,均照新章开列。艺文志虽无书目,收亦不滥。
现存的郑州旧志,嘉靖及康熙两种志书,均已成为仅存一、二部的罕见本,比较常见的为乾隆《郑州志》及民国《郑县志》。这些志书共同特点就是因袭旧志的多,增添新内容少,如乾隆《郑州志》便十分典型,较之康熙志变化极小,主要是官师、选举、人物诸志的补续和在艺文志中增辑近人诗文著述而已。比较起来,民国五年周秉彝、王扬翰修,刘瑞麟纂的《郑县志》是郑州诸志中收罗内容最多,且实用此志于民国四年开始征集资料筹备修价值最大的一部志,董其事者为县知事周秉彝,未几周病殁,由其后任王扬瀚主持,民国五年三月正式设立县志编辑局,至十一月成书。担任主纂的为邑人刘瑞璘,刘系光绪十八年进士,曾任直隶本 考栾城县知县,旧学颇有根基,但他又曾被派赴日察,著有《东游考政录》,辛亥革命前后任北京《振华报》、天津《醒世报》、《河南通俗报》等报编辑,回郑州主持过郑州文献征集处,并任《郑州日报》主笔,因此他是封建科举时代的正途出身,又接受了一些民主思潮和欧美文明影响,这部《郑县志》就充分地反映了他既充当封建主义卫道士,又摇摆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间的世界观。
这部县志与乾隆《郑州志》相比,体例变化不大。乾隆志分为十二卷,计有星野、舆地、建置、食货、礼乐、官师、选举、人物、艺文等九个专志;民国的县志则扩大为十八卷,计有天文、舆地 建置、食货 礼乐、风俗秩官自治、选举、人物、列女、艺文等十二门。这里表面上比旧志增加了风俗、自治、列女三门,实则并无多大变化,因辛亥后出现了一些民众团体、民众组织,这些人士不能算政府职官,职官志中无法安置,才另辟一门“自治志”容纳之,而风俗、列女,不过是从旧志的“礼乐志”、“人物志”中分出来加以扩大罢了。从内容上来说,《郑县志》实际上百分之八十是乾隆《郑州志》的翻版,略加增辑乾隆后百余年中出现的职官、人物和建置、赋税变更,再加上几篇时人艺文而成。虽然序言中声称曾对旧志加以考订,实则考订纠正者极少,而旧志中很多讹 照样沿袭下来,如旧志的艺文志中把唐代诗人罗邺的一首诗误为罗隐所作,《郑县志》中照样重复这个错误。而且在刊印上亦嫌草率,鲁鱼亥豕,较之旧志实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郑州自清末以来,由于成为铁路交通枢纽,地位日渐重要,出现不少新事物,但由于修志人的因循守旧,不敢大胆突破框框,致使不少重要经济文化资料失载,比如建置志虽记有京汉、陇海两铁路的名称,但其修筑年月及有关详情均未写入,一些学校、工厂也只列举名称而已。而且当时已有《郑州日报》创刊,应是地方文化史上一件大事,但志书中毫无反映,只是纂修人刘瑞璘在志书中加入自己著述多篇,其中有一篇《郑州日报宣言》,以及卷首一幅插图中题有“郑州日报社刊”字样,才使我们知道当时已有这个报纸存在,但此报纸究竟何年创刊,出版情况如何,都不能考查出来。诸如此类的问题,不能不 是《郑县志》的一个很大失败之处,比起同时的其它县志,增加“实业”、“教育”、“交通”诸门,并详记始末,二者相比,其优劣是显而易见的 而更为糟粕的是纂修人在忽视记述经济、文化等新事物的情况下,却不厌其烦地去采访烈女事迹,把乾隆旧志中人物志的列女门析出,扩大为二卷,所收节妇、烈女竟增至千人之多,在礼乐志中,祭天、祭地、祭孔的礼仪,罗列尽致,篇幅也大为超过旧志,对照艺文志中所载刘瑞璘写的《维持孔教请愿书》一文,就明显看出这是与纂修人的封建保守思想分不开的。
尽管如此,主纂人刘瑞璘又有其受新思潮影响的一面,从整体来看,不能说没有一点优点,如在人物志中,他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地方人士列传,在艺文志中为反帝、反清、反袁的革命烈士写了《追悼郑县三烈士曲》,都含有进步思想。
自治志中收录了当时各行业商会的名单,建置志中记载了民国二年成立的邮电局,机关一门又详列了当时的县议事会、警务公所、警务分所、公款局、视学所、商务会、县参事会等机构名称,对考证当时的行政概况不无稗益。这些虽然篇幅不大,记载过简,但颇具史料价值,正是整个志书精华所在。在附录中,又收入了郑州诸旧志序跋十三篇,对研究已失传的旧志也有参考作用。
地方志的编纂需要注重保护和传承地方的优秀传统文化。地方志可以记录地方的民间传说、传统习俗、民俗文化等,传承和弘扬地方的文化精神。通过地方志的编纂和传播,可以激发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信心,增强他们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感和自豪感。